几年了，一直在做闽商。如何写闽商？闽商的本质是什么？在头脑中酝酿了许久。去年就想应该整理写出来了，由于手上的另外一部书，拖延了下来。先把思考放在这里，让有识之士提个意见，到时写得更顺吧。
书名：天下闽商
我的写作宗旨：
本书写作宗旨：走进闽商。不仅仅走进闽商的企业过程，必须走进闽商的精神世界。全面了解闽商。我们希望写一本可以提供给现代人理解闽商，可以向闽商取法取神的著作。透视描述闽商，如果只透视闽商精神世界中的经济元素，那是永远不够的，实际上，闽商身上承载的历史厚重与时代精神同样是不能忽视的。闽商在经济领域的打拼精神，和闽商的反传统，肝胆正义的精神，同样构成了丰富的闽商精神。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要从两个线索展开，第一，我们希望从现代闽商的企业经营模式中，提取出和其它商帮不同的经营模式，把现代闽商企业的成功案例，做一番回溯和总结。这里借鉴企业经济学的讨论。第二，我们希望从纵的视角来考察闽商，考察闽商企业精神中的独特的因素。考察闽商成功企业经营模式形成中的文化因素。比如比如：闽商的生存压迫，闽商的叛逆精神，闽商的非主流意识，闽商的求和互利双赢意识，闽商的肝胆义气历史史命感，闽商的冒险敢拼，甚至闽商的求神信仰，家族制度经营传统，低调，讲风水，爱拼的精神，这些精神背后的文化因素是什么，又是如何影响了现代闽商的创业，构筑起新时代的闽商精神。为了显示闽商与闽文化的关系，我们注意提炼闽文化的独特因素，并通过贯穿对这种文化因素的解析，提炼出闽商的精神。分析闽商所承载的历史厚重与几千年文化积淀，与当今闽商的性格特征。
本书希望透析闽商的生存环境，性格，信仰，理念，思考与经营特色，要写一部让人们真正了解闽商，了解闽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理念诉求。
闽文化是写闽商不可或缺乏的元素，脱离了闽文化的元素讨论闽商，就失去了讨论闽商的坐标。我们要在书中把近代闽商创业曲折的故事娓娓道来，在叙述创业的故事中，融入对闽商的理解和理性批判。 并且在分析闽商精神中，与中国其它商帮的性格特征进行比较。
：天下闽商
第一， 男人天下
这一节里列举闽商的企业，都是家族经营，家族企业是闽商的一个特色。这里同时列举闽商中家族企业经营的成功典型。如著名的七匹狼企业等。家族企业的利弊，一直也是争论不休的。家族制企业中延伸中的经营管理制度，在日本是曾经作为东方经营模式受到世界关注的。现在的家族制企业，是不是还有存在的意义。虽然现在的家族制企业制度与先前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但这种制度的本身，带给闽商企业哪些成功的因素。为什么闽商企业经营，会留有那么多的家族影响。
在分析闽商家族企业时，先讲辜鸿鸣的身世。他是闽商的后代，有很深的中国文化情结。再讲其著名的表述有“茶壶与茶盏故事”。这是对闽商的思想概述。再谈闽南女人吃饭不上桌的故事。女人没有地位，男人从小就有“少年不打拼，老来无名声”、“输人不输阵，输阵番薯面”。男人要做企业家要打拼的故事。从精神层面上，提示闽商的生活环境。闽商大多在家族体制下，家族制经营理念与家族经营制度，至今绝大数仍然是家族经营。以血缘为核心，以家族为凝聚力，家庭经营较为普遍。这是为了更好地管理，也是为了商业机密不外泄。据有关族谱宗亲资料统计，早在唐代，福建就有氏族经商的传统。如永春颜氏家族从商者约占总数40%，其家族成员几乎都往南洋槟榔屿从商，或“泛商安南”，或“往商南洋”等。在商业发达的晋江一带，家庭式经营更为普遍，父业子承，形成风尚，且致富后能和睦乡里，贡献于家族。
闽南商帮在向海外贸易时形成了具有垄断性质的海商集团，并积极争取得到乡族势力的支持，明末泉州的郑芝龙海商集团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郑氏集团依靠官府的支持，最终夺得东南海上的贸易大权。闽南商帮往往凭借家族的势力行商，正如《闽书》云：漳州“族大之家，多入海贸易，散之他郡。” 宋明理学使福建的家族制度形成更加完善，理学的文化理念在逐渐地渗透到基层社会，体现为大量的家法族规、家训等，这些成文的规范成了福建宗族众人中无论士农工商都必须遵守的。闽商的家族制度精神因之得以强化。
第二， 功夫茶
喝茶，喝功夫茶，这是闽商的特色。无论你是到闽，还是与闽人打交道，离不开茶。来到福建，进入朋友家门，二话没说，坐下来，从茶开始，洗茶喝茶，在不知不觉地品茗之间，你了解了主人的身份和家产。在繁华的闹市上，你也可以看到经营茶叶和茶餐厅生意的福建人，看上去整天坐在茶馆里喝茶聊天。打着“安溪茶庄”牌子，福建商人在人们不经意间，悄无声息地做好做成了一个高利润的行业。福建商人不仅赚钱赚得不张扬，赚到之后也不爱显摆，而是铆足了劲不断积累，以进一步做大生意。这就是福建企业的一大特征。人称功夫茶的性格。闽商的温火煮活鱼，不紧不慢的做企业的功夫实在令世人赞叹。
说到茶，必须提到行销全国的“安溪铁观音”和安溪铁观音的产地―――西坪。还要谈到安溪地面上在全国茶界都有影响的“魏氏茗茶”与王记的“八马”茗茶。“信记”十代王姓后裔，是出身茶世家的王文礼。他创始的品牌是“八马”名牌。他的经营口号是“名牌进名超市”战略。不过，掌门人王文礼最得意的，还是用标准化打造铁观音的制作工艺。八马成为“中国信息化百强企业”中唯一的茶叶企业。王文礼所带来的茶叶标准化生产和信息化应用，正在安溪铁观音掀起新一轮革命。而魏世家讲究的“鸡鸭理论”，他倡导的是全国办连锁。以闽南人独有的喝功夫茶的韧劲，一个地区一个地区，把一家一家的茶业店开到全国，一口一口地把市场做到全国。这就是闽商的韧性。
闽商的喝茶，不仅仅是功夫茶。同时，喝茶是相向或者是围圈而坐，平等亲近。闽商喝茶的习惯，是不谈生意，只是喝茶，紧张对峙中，在互不相识的人中，在慢慢的喝茶过程中把心理距离磨平，这种喝茶体现了闽商的平等精神。 做生意的平等心理。
第三， 风信，风信
风信讲的是随着季节变化应时吹来的风。这是东南沿海的特有现象。近代闽商最早也因为从风信的有信和及时中感悟经商的信用。在近代闽商活动中，有一种人，叫水客。水客就是专门趁着风信来往于大陆与海外，帮助联系传达沟通海外与大陆亲情的一种业务的人。由这种业务后来发展成一种崭新的业务。这就是信局。包含了现代邮局与银行汇兑职能的业务。这其中与信用密不可分。
信用是企业经营的第一要义。到现代闽商的企业家依靠诚信获得成功的例子就更多了。
从福建“九牧王”创业人林聪颖说起。他在自己的公司和销售公司产品的市场上，就多次跟自己过不去。曾经在公司创办初期，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发现企业生产的不合格品，二话没说，返工重做，产品质量关系企业信用的问题，这对林聪颖来说是没有丝毫值得犹豫不决的事。一直到产品在全国销量一路狂飙之后的1999年，林聪颖仍旧按惯例到市场抽查自己公司的产品，如果发现一些产品如裤子没有百分百达到原先设计的要求，则立即全部回购。曾经出现过把公司的人全部召集到工厂里的空地上，当众烧毁了100多条次品。现代闽商正是有这样的诚信意识才能在当代中国把市场做大，做好。
还可以举莆田人在北京经营木材的例子。福建商会副会长郭建成在北京打拼的例子。他说为什么木材业能在北京站住脚，扩大。信用是使其取得成功的关键。
第四，下南洋与《过番歌》的悲凉
1987年，上海市长朱容基，愿意免费提供上海浦东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给一个来自海海外的闽商，但是，这个闽商，婉言谢绝了。几年后，朱总理要在长江边修建一个大型水泥工厂，又叫这个闽商来，这个闽商又拒绝了，二次敢向总理说“不”的人，其实不多。这个不投资给无偿给地皮的上海，反而愿意把资金投资回到家乡建设融侨开发区的就是海外闽商人称福清哥的林文境。人称是“不开化”的福清人。这里是两种文化在内心冲突的结果。重点讲到众多侨商愿意回到家乡的深层心理意识。
不仅仅有林文境，还有把毕生积蓄返回大陆办了仰恩大学的吴庆星。还有毕其一生创业资金，回归故里创办基金的黄仲咸。这一代闽商的身上有太深厚的下南洋与《过番歌》的悲凉。他们一生的努力与精神的寄托都离不开故乡的这片土地。
改革开放之后，闽商看到祖国复兴希望的开始，又掀起了巨大的报效故里的浪潮。1980年，泉州籍闽商，林积锁匆匆踏上故乡的土地。建立了福建省首家中外合资企业―――泉州人造花工厂。南益集团的林树哲，安溪的曾星如，张恒山等。都纷纷返回故土。同时，中华汽车回来了，天福茗茶回来了。吴灿坤回来了。这就是生生不息的闽商精神。
可以从《过番歌》讲起，闽商下南洋的经历，他们漂洋过海的艰辛，在他们身上流淌的闽人的血液，但他们又必须别离故土去谋生。他们身上传统的”安土重迁”观念是根深蒂固的。这是农耕文明背景下内陆型文化的产物，但是，他们是闽商，又必须向外拓展，形成的海洋型文化，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他们这一代闽商身上有明显的冲突。也在这一代闽商的身上得到完美的结合。他们有传统的文化回归认同，又有不断开拓的打拼精神。在海外努力打拼一辈子，看到祖国繁荣，他们会奋不顾身地把一切送回他们日夜寄托希望的故土。
他们”舍祖宗之丘墓，族党之团圆，隔重洋之渡险，处于天尽海飞之地”，图的是有一天祖国的强盛，而回归。这就是这一代闽商的精神内核。
第五，大海边缘的人
孙中山说过“华侨乃革命之母”。毛泽东说过：“广东人革命，福建人出钱；湖南人打仗，浙江人做官。” 自1894 年, 孙中山开始走上革命道路时, 就把以闽粤为主体的华侨作为其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清末，新加坡同盟会会长陈楚楠为武装起义筹捐巨款,倾尽家资为革命事业，耗用合春号公款过巨，发生兄弟分产涉讼案，以至陈楚楠的母亲还暂时剥夺了其继承家产及管理家产的权利。
“我们如果终日只知赚钱,不知救国,纵然发了财,但是做奴隶,做亡国奴,发了财有什么用。”这是陈嘉庚的名言，也是心系国家安危，勇于承担民族重任闽商的心声。
抗战结束之后，号称万金油和传媒大王，抱着八闽复兴之梦的胡文虎开始提倡“福建经济建设运动”。他们把一切精神投入家乡建设。
这些闽商的血液里流淌的是经济人的血液还是革命者的血液呢？但这就是闽商。
了解闽商，如果只从经济层面去透析闽商，显然是不全面的。闽商精神的另一面也是我们必须揭示的。这就是一直作为边缘人生存的闽商生存意识。
从闽人不断南移后，不断挤压，形成的最后海边边缘人的生存状态。所以一直作为非主流群体的存在，他们只有团结，才能生存，所以才有朋友有难拔刀相助，血液中流淌着侠肝义胆的闽人。他们一直存在着激烈的反抗意识。因此，一旦他们认为找到了精神上可以互相支持的力量，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投入革命的行列，成为反正统的支持者。
实际上，还可以从郑成功的海上行动，反对西方势力垄断贸易航线，夺回台湾。一直到近代闽商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反对满清王朝。这些都作为大海边缘人同时是文化边缘人的闽商的特有的情结。
边缘化是闽文化的主要特征。地理位置决定了福建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乃至文化地位。这一切决定了闽文化的形成，也就是今天所谈的闽商文化。历史上，作为中国边缘省份，福建在中国的经济也因此被边缘化。福建人的历史只有靠福建人自己的勤劳来创造，即便历史上的中央政府对福建的资助也无法让福建人达到其基本的生存要求。局部富饶的福建人也很难承担起全省人民的生活重任。
数千年以来直至晚清，中国人并没有“国际”、“民族”与“国家”的意识，在“天下一统”的思想支配下，是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国人认同的本质是一种文化认同。相对于中原文化，闽商文化表现出明显的边缘形态。军事上，除郑成功集团外，统治福建地区的全部是外来者，福建文化的主体从来谈不上逐鹿中原。可以说闽文化从未主导过中国社会思潮。这种边缘状态的产生，一方面既是由于福建在中华大地的地理边缘，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原文化在其传播扩展过程中，由近及远而产生的明显差异，甚至表现为某种程度的对立。
因而，这种边缘文化形态下的闽商精神状态，一直是压抑与反抗并存的。
第六，蕃薯的情结
蕃蓍曾经是福建人多地少时期，人们重要的生活口粮。蕃蓍的特征就是在能在贫瘠干旱的土地上，生长结出蕃蓍。
蕃薯重要的精神之一，就是草根精神。朴实。默默地生长于地下，果实从不声张。在地下实实在在地结出大的果。枝蔓藤分布，但不华丽，结交占地甚广，影响颇大，官场朋友都能有这样的势力。
晋江模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值得关注的地区。晋江模式说到底就是一草根精神。这里的草根精神包括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产业的发展模式是属于日常生活的民生必须品，不是高精尖的技术产品，第二，是这种民生用品，可以做大，做强到复盖全国，而且影响到世界。这里的产业发展模式是值得探讨的。第三，草根企业精神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与当地地方政府的作用是不能分开的。忽视了这点，也就无法正确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为什么这些草根企业发展模式都出现在历史上有名的沿海地区，当然有其深刻的原因。
这里可以漫步历史的风云，透过历史上的事件，比如从明代的朱纨事件说起。朱纨的最后结局，说到闽商与地方政府如何共同形成利益共同体，保护了当时的闽商民间海上商人的活动。要是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当时的私人海上活动也是不可能存在和发展的。朱纨的事件，可以说是闽商与当地政府共同利益下导致的结果。
闽商的精神中，我们从上到下可以看到，闽商的要义，就是“和”与“双赢”。这里不仅仅谈到生意场双方的双赢。而且，闽商注重与当地政府与官员结交朋友，利益共享，互利双赢。闽商的原则，不希望官员用权力进入商业领域赚钱。不赞同政府用权力进入商业领域瓜分商业利润。闽商认为，官员应当安民守土，维持秩序，为民尽责。“为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署。”这是这种思想的写照。官员可以通过亲戚，以股分形式进入商业领域，不应当是强权介入。政府不应当进入操控企业，所以官商不同道。互不干涉。各守其责，有利共享。官员与闽商就象蕃蓍根与叶的关系一样，官员做面上的好看，闽商做实在的结果。共同利益分享。历史上一些大商人集团由于得到地方势力和乡族势力的有力支持，成为左右地方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朝廷为了安抚这些势力，不得不多加拉拢和让步。这恐怕是其它省的商人所不曾有的。改革开放之后，新时期政府对经济发展更加重视，闽商如鱼得水。这一大背景促成了闽商的大发展。
蕃薯的草根精神。之二，低调与“禅商”。 熟悉房地产市场的国人都知道，“东财西世、南海北冠”指的是活跃于北京房地产界的“闽商帮”四大家族企业。他们分别是：财——杨孙西香江国际的财富中心；世——黄如论的世纪金源；海——许荣茂的海外集团；冠——韩国的龙冠城集团。虽然，此四君从未被任何媒体或官方机构评为“房地产风云人物”、“最有影响力的地产精英”，但业界仍无时无刻不在项目销售排行榜上，感受到他们的重量、雄心和眼光。因为他们往往是领风气之先，总是具有市场影响力。“锋芒毕露，动即有伤，是为凶器；深藏若拙，临机取决，是为利器”。
人们在说到闽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时，都会注意到闽商的智和勇。比如，欧宗荣1994年在南昌开发，政府欠了1000多万工程款，但闽商与政府的关系理解，不仅没有把工程停下来，而继续加工完成，所谓双向互动，政府从闽商身上理解了闽商的个性，促成了欧在江西的发展。象曹德旺与圣戈班公司的谈判。必须维护政府的利益事例等。这类例子很多。
第七，行走的船
船，是福建文化的重要元素。写闽商，不能没有船。船，在闽商的精神世界中，饱含着漂泊与行走的意思。用船来写，闽商精神世界中，所具有的开拓意识与不断向前的精神。但是船的寓意又是双向的。
船有一种天生的命运，要向着海洋进发。但是，漂泊并不是船的最终希望，所以船会一直渴望寻找到崖，希望要有崖的精神支持。船，航行再远都要有崖支撑，闽商的创造与冲动，就象船走得再远，心永远渴望着有坚实的崖。渴望着故土的风气改变，欢迎他们回来。
引述舒婷的诗表达这种船与崖的关系理解。“雾打湿了我的双翼 ／可风却不容我再迟疑 ／岸啊，心爱的岸 ／昨天刚刚和你告别 ／今天你又在这里 ／明天我们将在／ 另一个纬度相遇／ 是一场风暴、一盏灯／ 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是一场风另一盏灯／ 使我们再分东西／ 不怕天涯海角 ／岂在朝朝夕夕 ／你在我的航程上 ／我在你的视线里。
在这一节里，只写闽商的海外创业过程。福建人是最早走出去的，但从前的闽商，因为没有坚实的崖，没有祖国的强大做背景，只能做简单的求生活生存，今天，闽商有中国崛起的背景，闽商的海外生存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经营理念到经营模式都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小生意，三大行当，理发，剃头，开餐馆，到现在已经不是偷渡，而是投资，创业创立国际品牌。闽商资本已经开始融入所在国资本、由家族资本向现代资本、由商业资本开始向产业资本转变，闽商企业的跨国投资也开始大量增加。 在发展工业化政策的推动下，海外闽商把握住发展契机，将商业资本直接进入工业领域，适时地引进各类管理、技术等专业化人才，加强与国外资本合作，促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充分发挥金融业加速财富集聚作用，实现了“实业起家、金融强家”的梦想。
这里主要是写前后闽商走出国门的比较。显示闽商在海外经营的变化。与时代同步。这里可以举很多当代在海外实行资本扩张的例子。漳州的双飞日化，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不是选择倒下而是直接择机进入美国市场，收购品牌与销路。重走振兴的道路。体现的是新时代的闽商的精神。随着闽商企业跨国投资迅速发展，一批融合东西方文化背景、知识型的海外新闽商正在迅速崛起。他们掌握和运用着新经济资源，积极投资高科技、知识型的新产业。他们的资本总量虽不如老一辈的海外闽商，却拥有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代表着未来企业的发展方向。
第八，闽商的信仰 ―――做事做人风格
无论到闽商的聚居地，或者到他们的公司里，无论公司大小，你都可以看到闽商供奉着各种各样的神。除了关公，观世音，最有名的是妈祖神。此外还有众多的地方神。由于闽商是从中原迁徙过来的，非福建当地土著人吧。所以闽商从古代到今天，一直有一种外地人的心里感觉。观察闽商无论大小，都在信奉土地公，本地菩萨。而且信仰种类繁多，但都是信仰当地主和关公。无论大街小巷，大公司小公司，看风水，算命，求仆问卦盛行。修庙、铺桥、修义冢、抚养照顾家族中的鳏寡孤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义举善行，和多种信仰，成了闽商的一大特色。古代泉州商人就重视对神的祭祀，正如《泉州府志》载：“腊月十六日，商贾皆祭土地神，牲醴极丰。”
信仰的存在，就体现了闽商的平和。失败也当家常事，不怨天不忧人，人生自有天注定。能够在困难与矛盾重重中，化解自己。许多闽商失败后，能不怨天忧人，重头再起。和他们的精神生活中相信命运也是密切相关的。这一节中，主要举例子，说明闽商信仰中的非人文因素。
第九，爱拼才会赢―――性格特征
1984年福耀的曹德旺，面对国外汽车全线进入中国时，如何占领玻璃市场。并且努力拼杀突破重围，占领中国50%的市场份额。并占据了美国汽车玻璃市场的10%份额。依靠的就是拼，杀开血路，才能胜。
1994――1995年的七匹狼企业由于介入地产，遇到国家宏观调控，资金紧缩，事业严重挫折，企业通过冷静分析背水一战，重新调整策略。重新起步。
利郎曾经遇到利润不断下滑，面临关门的境地，实行经营战略转变，用半年的利润来打广告，终于垂死一战，这些都是闽商的拼博。现在人们说晋江的服装企业遵循的是一条冒险的路子。凭借明星效应和央视广告的高密度传播，一大批企业从此一鸣惊人，飞速发展。闽商在中国经济涌动的大潮中，终于打了一个漂亮战。中央电视五频道几乎成了闽商的天下。
闽商的拼博是世人皆知的。即使在“文革”时期，石狮人也体现这种精神。在全国各地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时，石狮人仍冒险犯禁，开设“地下工厂”，“做投机倒把生意”。1978年就因为石蛳出现了资本主义尾巴，中央就专门拍了《铁证如山》的电影，对闽商行为进行批判。但是闽商的商业精神是天生一样，不能摧毁。在一边割资本主义尾巴，一边闽商又在悄悄地干起来了。闽南小街城镇上的“估衣摊”林林总总到处都是，这些就是后来晋江服装城，中国服装城的先锋。
闽商的冒险精神甚至会走向极端。是“杀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人做”、“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种将利益凌驾于法律、道德之上价值观，为了利益，甚至置基本的商业游戏规则于不顾，在过去的某些时候，曾经使一些闽人、闽商铤而走险，越过了法律和商业道德的底线。
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出现过的制造假药、走私贩私等等，就是这种冒险性走向极端的表现，这给绝大多数遵纪守法、按照商业规则的牌理出牌的闽商声誉造成损失，也在客观上对福建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厦门永华案的主角赖昌星，就是利益诱惑致使商人越过道德底线、践踏法律的典型人物，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甚至不惜对一部分政府官员采用最卑鄙下流的设计陷阱的手段。少数的权谋家，给闽商形象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闽商应该有“爱拼才会赢”的精神，但在思维上必须超越“爱拼才会赢”的局限性。“爱拼才会赢”是一种信念，它唤起你的热情，在你困难的时候使你坚强不屈、百折不挠，它是闽商最可宝贵的文化财富和精神支柱之一，也是闽商性格的一种体现。没有信念是不行的，只有信念不够的，因为信念不等于商业智慧、商业谋略。拥有并超越“爱拼才会赢”，闽商才真的会赢。
所以在了解闽商的精神层面时，在了解闽商的拼的精神时，不能忘记了闽商的另一面，这就闽商在投资创业上的表现为很大的盲目性和单纯的非理性冲动。对于越是自己不了解的、不熟悉的，他们越是常常表现出强烈的投资冲动，甚至对他们来说偏离其熟悉的领域越远，就越容易对自己一无所知的领域产生有增无减的满腔热情，“没有福建人不敢做的生意”这一说法并非全无道理。对未知的非理性冲动，是前期闽商的一个特色。这种特点有其自然与历史的因素。闽商更缺乏恒心和定性，“无恒产者无恒心”，一夜暴富的极度非理性心理在闽商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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