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文化遗产，熏陶着三明人的气质。他们兼具客家人的重宗内聚，大哲的安贫乐道儒风，闽人拼搏进取的精神，凭借自己勤劳吃苦的品格，铸就了“明商”——独立的个性商族文化。
从商人素质和商业精神的角度看，若说泉州人“敢”，莆田人“精”，厦门人“和”，那么三明人便是“明”。
三明人素有守望相助，团结协作，善于经营，勇于开拓，凭着自己的勤劳智慧，勇闯商海，勇立潮头的传统，而被世人所称誉和尊重。
今天的三明人，以“文明、清明、开明”行天下，为世人所注目。
改革开放以来，三明市场经济飞速发展，三明企业家崛起。一批以知名企业家为代表的“明商”，以敢拼敢为、宽容相济、诚信为本的商业精神，以敢为人先、 善于吸收现代管理理念的创新意识，在国内外市场攻城掠地，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塑造品牌，走向全省乃是全国，成为三明市场经济的领航者。
四海为家“客家商”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南迁的客家人因战乱、灾荒等原因，有的远涉重洋，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在异国他乡定居下来。世界客属总会副理事长胡均先生称：“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客家人行走天下，移居世界，且在海外商界不乏成功者，因此有“东方犹太人”之称。
三明是客家祖籍地之一。客家人尤其是客家商人的优良传统——“善于经营，勇于创新，长于兼容，勤于服务，精于品位，礼于文明”，深深影响并推动着“明商”的发展历程。
三明商人受客家人的影响。明朝时期，他们跟随着闽商一派开始出国经商和谋生。明弘治十年（1497年），清流人赖罗到暹罗（今泰国）经商，并留居该 国，成了三明境域有文字可考的“住蕃”第一人。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沙县人卢君玉避乱东渡日本，在长崎定居，并娶日本女人为妻。清顺治年间 （1644~1661年），明溪人陈启韬到广东经营大米生意，出海时遇到台风，漂落到暹罗，被迫“住蕃”暹罗，后被暹罗国王选为驸马，并封为宰相。
早期出国的明商，虽然处境艰难，但是凭着艰苦奋斗、勤劳俭朴的精神而开拓出一番事业。大田籍华侨李发课15岁到印尼谋生，起初给人当学徒，因能吃苦耐 劳，深得老板赏识。在老板资助下，他独立开店，经过20多年的奋斗，先后开办了铁厂、橡胶厂，又经营石油、小车出租等，终于成了富甲一方的巨商。
沙县籍华侨林观光在马来西亚的山打根经营橡胶园、开商场，也成绩斐然。
这些客家人把客家的文化与世界各地文化相互交融，不仅吸收国外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理念，也保留自己优良的传统，从而铸造新一代“明商”群体的复合个性。
风展红旗“革命商”
三明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自隋唐至清代，境内各地曾先后爆发过吴笋、廖思、晏彪、谢五十、应必达、曹柳顺、邓茂七、罗南生等20多次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沉重打击了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
到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红四军第二、三纵队在朱德的率领下进入大田县武陵安。工农红军初入时，群众由于受到国民党当局造谣宣传的影响，惊恐万状，纷纷逃避到深山之中，留下的是空村和空屋，给红军扎营、给养造成很大困难。
但红军驻扎后，刷标语，打扫庭院，清理卫生，自垒锅灶。凡取用群众粮食、蔬菜等，就把钱放在米缸中，扎在瓜蒂上或放在菜地里；凡借用东西损坏的，一一 照价赔偿。在红军严明纪律和文明待人的感召下，外出躲避的民众不但陆续回家，甚至有些青少年萌发了“长大当红军”的念头。
这个小小的事例，足以说明工农红军的“清明、文明”之风。在那时，工农红军不仅是“清明、文明”之师，而且还是“开明”之师。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和巩固、扩大苏区，工农红军在军事上，狠狠地打击敌人，但又把敌军的普通官兵与极个别的反动分子区分开来。如今，在苏区还可见到的劝敌投降的红军标语、告示，就是明证。
在经济上，工农红军不但以“原耕不动”、“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原则，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而且积极推动各项经济建设。各县苏维埃银行开展发放贷款， 扶持私营工厂和手工业作坊发展生产，并鼓励私人集资合股办工厂。各种小厂和手工业作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仅宁化的长宁就有纸糟（作坊）300多个。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和省苏还制定了有关私商政策，明确规定商人遵照政府决议案及一切法律，照章纳税，政府予以保护，不准任何侵害。
在一系列的“开明”政策指导下，苏区工农业生产得到极大发展，为打破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克服苏区经济困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由此可见，那时的三明就处处显现“开明、清明、文明”的良好精神风貌。正是有了这样一种精神，工农红军和广大苏区人民才能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战胜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围剿”，呈现出“风展红旗如画”的壮丽景象。
勺扬天下“沙县商”
沙县位于福建省中部地区，属三明市管辖，是个建县1600多年的古邑。当地风味独特和经济实惠的小吃，渊源于中原汉族客家人的饮食习俗，在长期的社会演变与融合中形成了既有福州、漳泉（福建南部沿海地区）一带饮食特点，又有汀州一带山区客家人饮食文化的风格。
多年来，历经民众艰苦打拼，“沙县小吃”遍及全国各地，在13座城市开设千家以上“沙县小吃”店。截止目前，1.3万多户约5万沙县人走出家门，在中国各地经营“沙县小吃”，年利润收入近5亿元人民币。沙县小吃成为中华饮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全国有哪个县城，能像沙县这样让一种小吃在全国“遍地开花”？全国又有哪个小县城的政府能这样开明，因地制宜，不遗余力推动这场“农民运动”？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当地政府卓有眼见的引导和推动。
1997年，时任沙县县委书记的刘道崎（现三明市市长）一日前往夏茂镇考察，惊见满街都是肩挑双隔锅（一种铝锅，中间隔成两半）煮卖扁肉的小贩。一番 调研后，刘道崎顿悟，决定以办小吃节为载体，把传统小吃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把沙县小吃推向大市场，使其成为扩大城乡劳动力就业增收的有效途径。
随后，政府开始行动，不仅从管理上还从资金上，以极其开明的运作策略，树立起了“中国小吃文化名城”的品牌。原国家商业部部长、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会长胡平在首届中国小吃发展论坛上感言：“世界美食在中国，中国美食在小吃，中国小吃看沙县。”
而今，沙县小吃走出家门，出广东、广西、江西、海南，占据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各大中城市，有的已在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区和国家落户。
工业文明“现代商”
有关调查显示，新中国成立前，三明境内归侨、侨眷不足600户。而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由于东南亚各国先后出台一系列反华、排华政策，许多海外 华侨、华人遭受岐视和排斥，被迫返回祖国，约有50万之众，其中10万定居福建。三明的宁化泉上华侨农场从1966-1978年就安置印尼、缅甸、越南等 国归侨2445人，形成三明以外籍归侨、侨眷为主的新侨区。
1958年，三明进行重工业基地建设，汇聚着来自全国各地的10万建设大军，其中相当一部分干部、职工是归侨或侨眷。
到1959年底，三明重工业基地形成雏形，钢铁厂、化工厂、重机厂、热电厂、自来水厂、水泥厂等大小工厂80多个完成基建投资达8982万元。重工业基地建设使三明从一个小小山城一跃成为一个重工业基地。
为了促使三明工业布局日趋合理，上世纪60年代初上海三星糖果厂、琦美内衣厂、金属制品厂、傅振兴五金厂、永生第十二皮鞋厂、五金厂、玻璃厂、印刷厂 等轻工骨干企业，先后迁入三明。之后，还有神州华侨塑料厂、厦门杏林农药厂、上海国棉二十六厂、上海立丰染织厂、漳州东海机电厂等10余家企业迁入三明， 福州机器厂、机床厂、工模具厂和漳州内燃机配件厂等抽调力量支援三明工业建设。
在此基础上，三明先后组建了纺织厂、印染厂、塑料厂、农药厂、机床厂、齿轮厂、工模具厂等多家企业，现已形成冶金、化工、煤炭、机械、纺织、印染、塑 料、造纸、森工、建材、电子、医药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有大中型企业38家。目前，福建省最大的钢铁、化肥、水泥、化纤等企业都在三明。
正是因为当年的建设者来自祖国各地，平和友善之风营造了团结和睦的城市氛围，开放、包容的胸襟气度吸纳外来文化，塑造了三明精致但不失大气、广博而又高雅的文化品位。外来文化与本地悠久历史相结合，使三明人充满灵性和智慧，形成了善于创新、敏于把握时代风尚的品格。
如今，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全面推进，“开明、清明、文明”的商业秉性在三明人的创业与发展中继续传承，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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